“没有张先生，就没有香港苏富比。”苏富比的创始人说。
只要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拍卖会，张宗宪常常是坐在第一排，手持第1号牌，十几年来，一直如此，成为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在香港拓展市场的主要推动者。
这位旧上海古董珠宝商家庭的三少爷，十几岁时还是大家眼中的“纨绔子弟”，外表光鲜靓丽，生活的乐趣就是出入洋场，败光了自己的百货店。
到20岁时，才想出去干一番事业，离开上海，只身闯荡香港，但是并不是传承家业，而是经营起了与古董行不沾边的服装店生意。
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个时代变迁给他带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当时北京的旧王孙、上海的金融家、南京的旧官吏为了逃避战火，奔赴香港，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文物艺术品给香港古董市场带来巨大潜力。张宗宪敏锐的察觉这点，毅然决然的放弃服装业，靠着家族里长辈传授的知识，投身古董行业。
1951年，张宗宪正式开设了自己的古董店“永元行”。但开店不久，仅有的资金就消耗无几。对于快山穷水尽的张宗宪来说，即便有这么一个大好的机遇，也还是避免不了资金的困境。做古董行业的向来如此，要有眼光，也要有资本。
但机会总是垂怜于有准备的人。当时从北方来的梁雪庄（三爷）对他尤为赏识。张宗宪抓住机会，几次交往后，向梁三爷开口调钱。梁三爷他向来是不借钱给人的，这次却例外给足了张宗宪面子，以金子为计算单位，借金子还金子的方式相借，不管日后金价如何，都按金价还清。张宗宪也别无选择，就此拼一把。
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的张宗宪，利用这笔钱不仅换回了悉数归还的金子，还挖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历之后，张宗宪的古董生意就像开挂了一样。生意场上他敢于大进大出，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交朋友。很快在香港占据了自己的一方宝地，由于经营的货物全，品种多，质量精，以及个人认识和结交朋友，永元行的客人日渐增多。就连张宗宪父亲的朋友仇焱之，也时常到他的店里来，而且每次都要买一两件东西才走。
对于一个没有正经上过学，不能做到涉猎广泛、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董鉴别之业与经营之道的张宗宪来说，要在香港立足脚，没有捷径，只能是多听、多问、多实践。不仅广泛收集信息，求教学方法，还敢买敢亏，不怕多交学费。在他认为，只要自己上手了，花钱了，牵扯到自己的心肝肺腑的东西，就会不断的研究透彻，直到了如指掌。
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的人，又如何能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中国艺术品藏家之一。
在众多收藏者中，张宗宪不仅是不怕学费交得多的学生，还是一位觉悟很高的好学生。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内地的“文革”运动对香港地区也有所波及，40岁的张宗宪开始接受一些朋友的委托，跑到欧洲收货，跟犹太人打交道，发现了中国文物的行情差价，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新的投资场所——拍卖场。当时他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但并没有影响到学习古董收藏。这次的出行，让他跳出了香港，出入到世界各地拍卖场。
1968年，张宗宪作为第一个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的中国香港人的身份，首次参加伦敦的拍卖会。
他开始了坐着飞机，穿梭于伦敦、纽约、香港、东京之间的拍卖场的旅途。一直以来积累的文物鉴别能力很快被众多收藏家认可，甚至赢得国际收藏家信赖和尊重，经常帮助收藏家购买文物。
1989年11月，张宗宪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50万元港币，帮台北鸿禧美术馆创办人张添根购得清雍正《珐琅彩芙蓉芦雁杯》，当时创下清代瓷器最高记录。
舍得顶出“天价”买进，也能拍出“天价”卖出，成为他拍卖的规则。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60岁的张宗宪，秉承着自己做古董生意“看得懂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的规则，在随后20年里，在拍卖场赢得了名气的最高峰值。
十余年来，张宗宪一直是中国几大拍卖公司春秋两季拍卖会的一号拍品的竞标者，这种执着的捧场，已是众所周知，推动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开拓与发展。
在一段时间里，“张宗宪”这三个字成了中华地区古董界的一大品牌，成为了世界各大拍卖公司的座上宾：你征集东西时，他有奇货可居；你拍卖东西时，他又敢下本钱。
他之所以敢以他人不愿出的高价顶下那些古董与艺术品，也敢以他人意想不到的高价出让这些古董与艺术品，并不是盲目自信带来的，而是通过全世界比较后定价的。
“好的艺术品，价低的时候只要压得住，一定会再高的，等个五年十年后总会涨，因为好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东西不是今年买了明年就卖出去的，你要藏个五年，等人家都忘记了，到时出来价钱就会比较高，今天买了就在等涨价是不行的，收藏要耐得住性子。”这就是张宗宪的收藏之道。
如今，已迈入高龄的张宗宪，并没有被年龄约束自己生活方式，80多岁又如何，他会戏谑称“身体好得很”，“能玩，能睡，能吃，还能生儿子”。也时常打扮时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条纹衬衫配夹克，戴上一副墨镜，无不得意，这就是一颗不老的心和依旧年轻的心态，也是人生所好，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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